电信诈骗的最大帮凶：中国三大运营商的不作为与FCC的“逼宫”

在当今数字化时代，电信诈骗已成为全球性顽疾，尤其在中国，诈骗电话如病毒般肆虐，侵害无数民众的财产安全。根据相关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境内电信诈骗案件已超百万起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亿元。这些诈骗电话往往通过虚拟号码、境外中继线路等手段伪装身份，逃避监管。而作为电信基础设施的核心，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，被许多人视为诈骗的最大“帮凶”。它们掌控着全国通信网络，却长期对诈骗电话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然而，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（FCC）于2025年12月8日发出14天整改令时，这三大巨头突然“高效”起来，迅速采取措施。这不禁让人质疑：它们究竟是“不能处理”，还是“不想处理”？

电信诈骗的“温床”：三大运营商的长期不作为

电信诈骗的根源在于通信网络的漏洞。诈骗分子利用VoIP（网络电话）技术、虚拟SIM卡和国际中继线路，伪造号码拨打骚扰电话。这些工具大多源于运营商提供的服务。例如，中国移动的“和飞信”、中国电信的“天翼云呼叫”和中国联通的虚拟号段，本意是为企业提供便捷通信，但却成为诈骗分子的“天堂”。据公安部数据，2024年，中国境内80%以上的诈骗电话涉及虚拟号码，而这些号码的注册和分发权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。

长期以来，三大运营商在反诈骗上的表现堪称“不作为”。

尽管国家多次出台政策，如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和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》，要求运营商加强实名制和拦截机制，但执行力度不足。用户常常收到“+86”开头的诈骗电话，却发现运营商的拦截系统形同虚设。为什么？一方面，虚拟号业务是运营商的“摇钱树”。据行业报告，2024年三大运营商从虚拟通信服务中获利数百亿元，这些业务门槛低、审核松，诈骗分子只需简单注册即可滥用。另一方面，运营商内部监管机制滞后。举例来说，中国移动曾被曝光有员工与诈骗团伙勾结，提供号码资源，却鲜有内部追责。

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利益纠葛。

作为国有企业，三大运营商受政府监管，但反诈骗往往与商业扩张冲突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，它们积极拓展海外业务，包括与美国的通信互联，却忽略了跨境诈骗的风险。FCC报告指出，许多进入美国的诈骗电话源于中国网络，经由三大运营商的中继线路传输。这不仅损害美国消费者，也间接助长了全球诈骗生态。

国内用户对此怨声载道：为什么诈骗电话屡禁不止？运营商的“不作为”无疑是最大推手。

FCC的“勒令”：从警告到行动的转折点2025年12月8日，FCC执法局向中国移动香港、中国电信全球和中国联通香港运营实体发出命令，要求在14天内（即至12月22日）整改其在“反自动拨号骚扰数据库”（Robocall Mitigation Database, RMD）中的认证缺陷。这些缺陷包括未完整提交反骚扰电话缓解计划、缺乏STIR/SHAKEN呼叫者身份验证实施细节，以及未能证明其业务“不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”。FCC首次明确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可能从数据库中移除这些实体。一旦移除，美国运营商将禁止接受来自这些中国实体的电话流量，导致中美国际通话中断，影响商务、教育和个人通信。

这一命令并非空穴来风。早在2024年，FCC就要求这些运营商更新认证，但问题未解。此次行动源于美国对电信诈骗的强硬态度：据FCC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源于中国的诈骗电话占美国总量的20%以上，涉及金额上亿美元。FCC主席布伦丹·卡尔直言，中国电信基础设施与“一带一路”结合，构成“地缘政治威胁”。这反映出美中科技摩擦的升级，从华为禁令延伸到通信网络。

面对FCC的“最后通牒”，三大运营商的反应出奇迅速。

截至12月19日，中国电信升级了“天翼防骚扰系统”，AI识别能力提升40%，重点拦截跨境骚扰电话；中国移动关停2.1万多条违规中继线路，切断非法通信渠道；中国联通则将虚拟号拦截准确率提升至99%以上。这些措施在短短几天内落地，显示出运营商的技术储备充足。 同时，它们通过香港子公司提交整改计划，向FCC证明其业务符合公共利益。这与以往国内监管下的“拖延症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
不能处理，还是不想处理？利益与意愿的剖析那么，三大运营商究竟是“不能处理”电信诈骗，还是“不愿处理”？从技术层面看，它们绝非“不能”。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企业，中国移动用户超10亿，拥有先进的AI和大数据系统。中国电信的云网融合技术、中国联通的5G基础设施，都足以构建高效的诈骗拦截网。事实上，早在2023年，它们就已部署STIR/SHAKEN协议，能验证呼叫者身份。FCC命令后短短几天内的整改行动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：关停线路、升级AI，这些并非高难度操作，而是早已可行的方案。

问题在于“不想”。首先，经济利益是最大障碍。

虚拟号和中继业务是高利润领域，严格监管意味着收入缩水。行业分析师指出，如果全面封堵诈骗号码，运营商的增值服务收入可能下降10%以上。其次，监管环境宽松。国内反诈主要靠公安部门，运营商往往被动配合，而非主动防范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FCC有严格执法权，能直接切断业务，这迫使运营商“动真格”。

此外，地缘政治因素不可忽视。三大运营商作为国有企业，受中国政府影响，FCC担忧其可能被用于情报活动。这虽有美方“泛化国家安全”之嫌，但也暴露了运营商在国际合规上的短板。国内舆论中，有人调侃“防治骚扰电话要感谢美国”，这反映出民众对运营商不满。 但也有人质疑FCC动机，认为这不是纯反诈，而是科技遏制的一部分。

从FCC事件看，外部压力能激发运营商的潜力。整改后，国内诈骗电话数量已见下降趋势。但这也暴露了内部监管的弱点：为什么需要外国“逼宫”才能行动？如果运营商早日主动作为，许多诈骗受害者本可避免损失。结语：从被动到主动，反诈需内外合力FCC的勒令虽带有政治色彩，却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三大运营商的反诈进程。这起事件证明，它们并非技术无能，而是意愿不足。电信诈骗的最大帮凶，正是这种“不作为”的心态。